特别节目 - 王丹：方励之是80年代启蒙时期的代表人物

方励之的哪些思想启发了八九六四那一代人呢？当年的北大学生、学运领袖之一王丹对我们说：

王丹：“我想主要是两点。一点是，方老师经常讲，作为一个科学家也好，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也好，关心社会是你的权利。这个观点对我来说有很大意义，后来衍生出来的对人权、对维权运动的重视，都来自这样的思路；第二点是，方老师也讲道，知识分子关心政治不仅是权利，也是一种义务。这一点对我影响更大，（让我）认识到，一个知识分子如果不去关心社会，那应该说他背弃了这个社会，没有尽到他的义务。所以，这么多年以来，我都坚持继续表达对社会的关心，这来自方老师的教诲。”

“我想，整个80年代不仅被称作是理想主义年代，也被称为启蒙的十年，方励之老师就是启蒙的一个代表人物。80年代有一批像他这样的知识分子，就人权、民主这些基本的观念反复在社会各界呼吁。89年学生能够站出来表达对社会的关心，提出民主自由，我想，同这一批知识分子的启蒙是有直接关系的。虽然方老师没有直接介入89年的学生运动，但他的精神感召了当时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。”

法广：方励之先生已经离世。您觉得他留下的最重要的精神遗产是什么？

王丹：“最重要的遗产是知识分子和社会之间的关系。其实，方老师自己是一个成功的天体物理学家。如果不是走上持不同政见者这条道路的话，他也许在学术上会有更大的成就，也许社会地位、安定的生活，他都会有，但是，他为了履行一个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，付出了很大的代价。但他同时也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，告诉我们怎样做一名知识分子。我想，这是他留给我们的最大的政治遗产。”

封从德：方励之去世标志着体制内改良时代的结束

同是当年学运领袖之一的封从德告诉我们说：

封从德：“对于我们来说，在89年，甚至在86年的学潮中，方老师都算是学运活跃分子，是精神导师的地位。86年的学潮是从科大开始的，他因此被邓小平点名，87年时，他和王若望、刘宾雁三人被开除出党，跟胡耀邦一起被邓小平整肃，说他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典型代表。89年初，方励之先生写了一篇文章：中国的失望与希望，对我个人影响比较大。（这篇文章）正好契合了我当时的心情：对中国非常失望。这篇文章发表在运动之前，好像是2、3月份，发表在北大“三角地”。他87年被整肃后，我们还特意选他的太太李淑娴老师当上了人大代表。我当时曾跟他们通信，李老师也曾回信。我当时很想出国，去美国的大学也已经联系好了，但是，心情很纠结。那时候离开中国，是因为对中国非常失望，也不想再回到中国，但是，（八九）运动给了中国很大的希望。（方励之）他们当时虽然和学运保持距离，因为政府要抓所谓“长胡子”的幕后黑手，但是，他还是接受了我们学生自治会的采访，我自己还记得当时为这份采访录音翻印了二百多份，到处分发，广播站也反复播放，他对这次运动的影响是很大的。“

法广：那具体是他的什么思想对当时的年轻人产生影响呢？

封从德：“他主要是提倡人权、民主和法制。他当时写过很多公开信，有很多公开的言论，有在校园里的演讲。作为一个科学家，他对我们这些学生的影响非常大。如果说五•四运动的精神导师是胡适之的话，那么六•四的精神导师，我觉得应当首推方励之先生。我觉得，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，可以类似于一百多年前日本的？？？或者是前苏联的萨哈罗夫。”

“他有很多公开性的讲话，比如，在“中国的失望与希望”里，他非常明确地提出了对中共的5条建议。第一条就是希望保障人权，要求法制，要求民主，要求增加教育经费，这些后来都变成我们北大学生自治会请愿的主要内容。“

法广：在运动开始以后，他本人事实上与游行活动并没有很多关系。

封从德：“我想，他和李（淑娴）老师是刻意回避和学生组织发生直接联系，可能也是出于保护这场运动的考虑。他知道，他自己是共产党员，五七年已经被开除出党，八七年又被开除出党，所以，他很懂、很清楚共产党的做法，如果发现有幕后黑手的话，就给他们一个借口，镇压运动就比较方便。因为这一点，他（方励之）可能受到外界一些误解，但其实，他们的这个选择是比较明智的。”

法广：流亡美国22年间，他对八九六四是否有一些反思，是否有新的认识呢？

封从德：“我想，他（的观点）一直没有太大变化。他在国内的时候就认为中国应当推动人权，（后来）他也一直还是推动人权方面的工作，对于六四来说，我觉得，他除了写了一些具体文章以外，没有像国内的，或者海外的知识精英那样持一种批判的态度，他还是很认同这次学运的方向的。因为，实际上，这场运动大致的方向和他的思想非常接近。当然，这场运动有自己的局限性。”

“方励之的逝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，同时也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。像方励之、王若望、刘宾雁，甚至胡耀邦、赵紫阳，他们本来都是党内的人物，但他们被邓小平整肃。所以，这就结束了一个从体制内努力，去改良的时代。随着方先生去世，这些人都离开这个世界了。方先生在80年代初期的时候，还号召青年学生，青年学者加入共产党，去改良共产党。随着方教授自己客死他乡，这样的时代，我觉得，已经划上了一个令人叹息的句号，改良的希望已经完全破灭了。”

“但改良成为过去，革命终将成功，一个新的时代 我觉得现在是革命的时代，就是说已经不能指望中共自己改良，民主革命正在蓬勃兴起。”

法广：那在您看来，方先生最宝贵的精神遗产是什么？

封从德：“我想是他独立的精神和人格。他提倡的人权、法制和民主肯定会在中国得到进一步推动和实现。他在国内的时候唯一没有提到的是结束一党专制、结束共产党统治。在海外，他做的努力其实都是朝着这个方向，就是在中国要实现民主宪政，要实现人权、法制。”

封从德也十分敬佩这位前辈的宽大胸襟：

封从德：“方先生走得很突然。大家很悲痛。我们平常见到他，感觉他精神一直很好。一年多以前，我是和方教授夫妇一起去奥斯陆，参加刘晓波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，我看到他还很精神矍铄。那时候，他本是去奥斯陆大学做学术演讲，但是，他也很乐意地参加了颁奖活动。其实，80年代，刘晓波对方先生的批评非常严苛。刘晓波可能把方教授当作是体制内的学者来批判的。所以，我觉得方先生的胸怀还是很宽大的，所以才会去参加诺贝尔和平奖颁奖仪式，恭喜刘晓波，这让我很佩服方教授。”

方励之去世消息传出后，美国国务院对此表达哀悼，称他是中国人权与民主改革的先驱。藏人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也致函方励之遗孀李淑娴，为逝者祈祷，称他“不但是卓越的物理学家，也是现代中国的指路明灯之一”。中国官方媒体沉默几日之后，《环球时报》于9日发表评论文章，虽然承认方励之曾是中国有名望的科学家，但将他归类于“受西方庇护的中国人”，是逆民族复兴潮流而动。